为完成这一任务，舍逻辑之外别无他法。

其中，宪法修改的无限制理论的立论基础主要在于国民之主权不受限制，故宪法的修改亦无限制，这种理论看似具有强大的理论说服力，实际上忽略了制宪与修宪的区别，当宪法的修改逾越了修宪权的权能范围后，修宪权就代替了制宪权，修宪活动也发生了质的变化而成为一种披着修宪外衣的制宪活动。参看Hsu? Dau-lin , Die verfassungswandlung, Berlin und Leipzig, W. de Gruyter co., 1932. 约翰尼斯?克拉默(Johannes Kramer)博士在2000年根据其博士论文出版的新作《联邦财政宪法修宪之限制》第一部分第二章提及基本法第79条第三款所蕴含的修宪限理论。

（一）德日宪法的修改条款 依照日本早期宪法学家美浓部达吉的总结，在成文宪法国家内，宪法修订的方法大体可以分为二种：其一，基于宪法的制定权（pouvoir constituent）必须存于国民自身的思想，宪法的修正，不属于普通的立法部门的权能，而属于国民之直接的权能，属于仅为此目的而组织的宪法会议（convention）的权能。另外，例如前南斯拉夫、东帝汶、阿富汗、伊拉克等国的宪法均属此类，参考Andrew Arato, Constitution Making Under Occupation: The Politics of Imposed Revolution in Iraq,1st E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30] 参见陈慈阳：《宪法规范性与宪政现实性》（第二版），台北：翰卢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28页。此外联邦制国家内，亦有以宪法的修改，须交付联邦各州讨议的。在宪法修改的限制理论看来，制宪权分为源生性的制宪权和制度化的制宪权，后者虽然与前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但是修宪权并不可能再次启动源生性的制宪权，因为在逻辑上国民行使修宪权只能受制于前面旧有的制宪权，要启动一个新的制宪权，国民只有通过革命，而非通过法律。

二、宪法修改限制理论的功能导向——宪法核心之保障 （一） 宪法核心的概念内涵 宪法核心（Verfassungskern）有时也被称为宪法核。[5] [德] 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页。按照梁启超的宪政标准，毫无疑问，我们今天已经有了宪政，因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已经制定了四部宪法，其中1982年宪法作为现行宪法，虽然经过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四次修正，但目前仍然有效，故在宪政就是有宪法的政治这个辞源学意义上来考察，宪政在我国当下是已经存在的事实状态，而不是一些人心中的所谓宪政梦。

明治维新时期的著名学者箕作麟祥在翻译法国法律时创造许多新词，其中1874年出版的《法国法律书：宪法行政法》明确将汉字宪法用来指称近现代意义上作为根本法的宪法。因此，当下，将社会主义宪政立足于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现行宪法正式施行三十周年纪念大会讲话中所强调的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这样的基本判断是，在学术上比较可靠，在政治上也比较稳妥。要高屋建瓴，从大局出发，从长远着想。也要慎重应对，方寸不乱。

  莫纪宏，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注：本文为莫纪宏教授授权的原稿。

就事实状态的宪政来说，宪政的辞源学考证和相关历史文献的考察都可以明确地给出答案，即宪政在当下中国是已经发生的社会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要使宪政问题在有价值的学术意义上科学地加以探讨，必须要对宪政概念作为汉语的专门术语其辞源学的意义加以认真考察，同时还要对宪政概念能指的社会现象做出正确的评估，否则，在学术上简单地抛弃宪政一词会引发更严重和复杂的理论问题与政策上的被动。受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吴邦国委员长向大会作工作报告。刘少奇同志在1954年9月15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制定宪法是以事实做根据的。

1882年，伊藤博文出使欧洲各国调查立宪政治时，宪法的名称在日本被正式确立下来。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定义宪政的学者。在工作报告中，吴邦国委员长明确使用了宪政一词，并充分肯定了宪政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中的现实存在。当下关于宪政问题的时文中，由于没有在学术上严格地区分事实状态的宪政与价值状态的宪政，导致了一些在学术上似乎严重对立的学术观点的出现，这种似乎不可调和的立场不仅不利于科学地探讨宪政概念的内涵与意义，也不利于我国今后宪政的健康发展，应当引起学界与政界的认真关注。

[2]梁启超：《梁启超法学文集》，范忠信编，中国政法大学2000年版，第2页。宪政问题无小事，只有秉持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立场，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结合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才能在宪政发展的价值目标上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迷失方向。

刘少奇同志在1954年9月15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的是1954年宪法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类型的宪法。总之，在宪政问题上要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只要在政治生活中制定了宪法，并且按照宪法的规定来安排国家的政治生活，即实现了宪政状态。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5期，《依宪治国笔谈》 进入 莫纪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政 。在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之后，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宪法一词成为中国正式使用的法律术语。宪政是一种进行时，但是，宪政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又随时面向未来，具有未来时的要求，对此，又产生了学术上以及实践中对宪政发展目标的不同期待，确实存在着一个宪政发展的价值目标问题。我们所根据的事实是什么呢？这就是我国人民已经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取得了彻底胜利的事实，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已经巩固地建立起来了的事实，就是我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的强有力的领导地位、开始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正在一步一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事实。1894年郑观应出版《盛世危言》使用宪法一词，要求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

2008年3月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从这些事实出发，我们制定的宪法当然只能是人民民主的宪法。

因此，在梁启超的视野中，宪政想要获得的就是有宪法的政治。[2]梁启超首创宪政一词当时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呢？在1901年6月7日《清议报》中发表的著名《立宪法议》一文中，他提到:世界之政有二种：一曰有宪法之政亦名立宪之政，二曰无宪法之政亦名专制之政。

当然，也要看到，虽然作为有宪法的政治的宪政在当下中国已经存在，但是，宪政本身也会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作为有宪法的政治，我国的宪政是依托现行宪法的存在而存在的宪政状态，不能随意脱离宪法单独谈论宪政的意义。

宪法一词流行于1904年，当时许多外国宪法著作被翻译到中国。要积极应对，敢于担当。宪法只是宪政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必要条件，社会主义宪法不等于社会主义宪政，这里的辩证逻辑在法理上也是非常清晰和有力量的。  当下，宪政一词成了学界比较敏感的话题。

吴邦国委员长上述讲话也非常明确地肯定了宪政就是有宪法的政治这一历史事实，并且还对宪法与宪政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了较好的描述，即现行宪法四次修改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党的十六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方针政策载入宪法，作为有宪法的政治，中国当下的宪政也因为宪法内涵的丰富而变得更加有意义，成为我国宪政史上又一重要里程碑。刘少奇同志上述讲话非常肯定地表述了1954年宪法的诞生是中国近代宪政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就是说，新中国的宪政的客观基础是有了1954年宪法，新中国的宪政延续了中国近代以来有宪法的政治的宪政运动的历史。

当然，主张宪政要素主要是资本主义的学术观点对我国宪政发展目标的担心也是应当重视的，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外发展格局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对各种非社会主义性质的错误思潮保持高度警惕，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宪政之名将一些非社会主义性质的错误观点塞进宪政的价值内涵，并以此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在这一方面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敏锐性和坚定性是很有必要的。通过宪政概念争议产生的学术问题可以发现，在我们大张旗鼓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对各种形形色色的非社会主义价值形态也要及时归纳总结，不断加以澄清，以达到正本清源的效果。

要以理服人，不要简单压制。从法理上来看，要考察宪政概念所指向的社会现象，应当明确地区分两个学术命题：一是宪政在当下中国是否已经发生？二是已经发生的宪政未来发展的目标是什么？前者是指事实状态的宪政，后者指应然状态的宪政。

那样会严重地削弱现行宪法的权威性，发展到一定程度甚至会演化为否定我国现行宪法存在的意义，继而严重威胁以现行宪法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正当性，在理论上会导致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正确性的重新论证，有可能产生理论上的重大风险，严重影响中国式发展道路的历史进程。就主张社会主义宪政的学术观点来说，如果要在规范和科学的学术意义上来探讨我国宪政的发展目标，应当将理论着力点放在社会主义宪法的完善和健全上。与宪法一词从古汉语产生，后被日本借用，通过日本学界的演绎赋予了不同于古汉语的价值内涵，成为指称现代意义上的作为根本法的宪法，又被传回中国，成为现代汉语所认可的法律术语的汉语词汇演变的历史[1]不同的是，宪政一词没有出口转内销的学术背景，从作为汉语词语被使用的最初开始，就具有非常明确的内涵。原作首发于《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5期，标题为《宪政词源溯》，正稿较原稿有修改。

注释: [1]中文的宪法一词很早就出现于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左丘明编撰的《国语˙晋语九》：赏善罚奸，国之宪法也。为此，必须要在学术上认真对待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一是认为宪政的主要要素是资本主义的，这种观点实际上忽视了宪政概念的历史发展，没有区分事实状态的宪政与作为价值目标予以追求的宪政。

据上可知，从辞源学上来考察，作为有宪法的政治的宪政一词，从梁启超首创之后，在近现代中国政治发展史上，在政治生活的实践中一直是存在着的客观社会现象，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不要消极避战，以偏概全。

公元604年，承袭隋唐政制的日本出台了《圣德太子宪法十七条》，虽然无法精确考证为何使用汉字宪法一词，但是，确实是日本借用汉字宪法的最早明证。我们提出的宪法草案，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以来英勇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近代关于宪法问题和宪政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总结。